忆难忘往事

——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八路军、新四军老战士  邓宛如（92岁）
公益网浙江宁波讯：（文：邓宛如 图：蔡玲 责核：邓山理 审核：方嘉）

 我的家乡马头镇

      山东省临沂郯城县马头镇是我可爱美丽富饶的家乡，我从小就在这块热土中出生、长大。马头镇历史悠久，唐代已初具规模，明代已相当繁盛，清代得以进一步扩展，历经明清两朝500多年的发展至   l 9世纪中叶，马头镇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商贾重镇。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七七事变前，在我记事上学的年纪，马头镇已是富商云集、空前繁荣了。当时马头镇建有四座城门，引沂河水环绕全镇护城。我记得，镇内店铺林立，人丁兴旺，繁华富庶，既有大型的国货贸易货栈，又有各种货品商号商铺、商会会馆，还有经营出口的外贸生意。各条大街青石路面，贯穿全镇，四通八达。我家就住马头镇新安街靠近北水门的沂河边上，全镇百姓乡邻吃水、用水，都是步行北水门上下百多个石台阶下河挑水。夏季雨多，沂水泛滥成灾，水淹马头，乡邻百姓就要到住处高的亲戚家躲避几天，待水退了回家。马头乡邻间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家家都是热情相助。

      靠近北水门有一所小学叫“马头镇第三小学"，全镇数千户人家只有这一所公立学校，其他都是私立小学。我家离“三小"很近，走几步就到。三小就是我幼年的启蒙学校，我在这读完了初小高小(学制六年)考取了临沂市立第五中学。马头到临沂百多里路，当时没有公路更不通汽车。我的父亲邓金坡就在临沂五中任教，在开学前二天父亲下半夜三、四点就叫醒我，把被褥放在自行车后坐我坐在后坐上，车前把褂上我的衣服、面盆、牙具，骑车送我赴校报到。临沂五中教室宽敞洁整，学校规模也大。

家乡沦陷我失学逃难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五中不得不挖了地下道、防空洞，敌机来警报一响，我们就马上躲进防空洞。1938年，有一次日本飞机又来轰炸，炸得时间很长很厉害，待警报解除我们从防空洞里钻出来一看，全惊呆了!五中教室、宿舍全被炸成一片碎瓦，整个学校成废墟，不能继续上课了，学校贴出了布告，要学生们回家自学，号召有志青年投身抗日救国。劳累一天的父亲只好带我返回马头。回到家乡，只见汉奸、鬼子也经常到马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素日纯朴、安康、和平的小镇从此民不聊生，日趋衰败，我也因此失学。1938年在日军侵占马头的前几天，马头百姓在隆隆的炮火中倾城出逃，扶老携幼，呼儿唤女，人如潮涌，盲目奔走。我跟着家人逃到层山。一个月后，日军从马头撤离，逃难的人们纷纷回家，马头已成一片焦土，尸骨遍地，人畜腐烂，臭气熏天，我家全部家产被抢光烧光，化为灰烬，我家由富庶的大户人家顷刻沦为一无所有。我再次随家人四处逃难。

15岁参加八路军

      1939年春，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在离马头30里的芦汪子办了个“军政干部学习班"，宣讲抗日救亡的革命道理和青年肩负的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的伯父邓月楼是当地著名开明绅士，大地主，商会会长，时任共产党领导的县抗日政府秘书，并担负谷牧同志直接领导的抗日民族统战工作，抗战初即把我家数百亩良田，三处共百余间花园院屋、生意兴隆的私家钱庄“广聚亨”、商铺、货栈、船队全卖了换成枪支弹药无偿捐给共产党抗日，把我姐弟4人先后全都小小送当八路军，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伯父找到正在四处逃难的我，要我学点抗日救国的本领，把我送进东进支队在芦汪子举办的这个训练班学习，接受抗日救亡的革命教育。那时，我l5岁。

      我们在野地里吃饭，高梁杆当筷子，吃的是发霉长毛的煎饼，常常两三天吃不上饭，就挖野菜充饥，在地头、打谷场、林子里上课，大地为椅，膝盖当桌，夜里分散在老乡家牲口棚睡觉，躺在泥地上，铺得是草，背包当枕头，没有门窗，身边横着一根木头，木头那边就是牲口，夜里我们正睡着，时不时身边的毛驴、牛马、羊拉的屎尿一下崩我们一头一脸。后来，八路军一一五师宣传队又称战士剧社负责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李淦经常在我要好同学徐步家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我和要好同学李桂芬(后为梁兴初旅长夫人)、徐步(后为王一夫同志夫人)、徐兵毅、徐兵珂，本家邓文秀(称我姑，后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兼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夫人)，还有马头老乡方志(后为周长胜团长夫人)、高峰(后为赖可可部长夫人)、小赵、王霞兰以及好朋友戴流(后为海军政治部主任张雄夫人)等一干爱国热血青年经常一起到徐步家跟着李淦学唱革命歌曲。几个月后，学习班结束了，1939年夏我和一起参加芦汪子学习班受训的同学、老乡，在抗日救亡革命道理的感召下，在冼星海抗日救亡歌曲的鼓舞下，我们唱着星海谱曲的“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一起参加了八路军一一五师宣传队，成了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那时我不到l6岁。

      当时我们宣传队有近百人，队长李淦，副队长宋顺义，下设四个分队，一、二、三分队是男同志，四分队是女同志。我们女兵分队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宣传鼓动救亡抗日。成立农、青、妇、儿童团一起抗日，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在战士剧社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记得高峰同志特别活跃，人长的漂亮，歌又唱的好，打拍子的姿势又气魄又好看，在她的指挥下，我们经常到街头、村庄向民众进行宣传鼓动，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独唱、快板、合唱，歌剧、舞剧、快板剧，形式多样。观众少则数人，多则几百人、上千人。在我们的宣传鼓动下，很多劳苦大众参加到抗日的革命洪流之中。由于日寇不断扫荡，宣传队上级领导周南同志（外交部副部长，香港回归前任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社长）就领着我们打游击，配合作战部队。

     1940年夏，女兵分队队长丁治华同志(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夫人)及分队副分队长高峰同志调走，组织上决定由我当女兵分队队长。那时我不到l7岁，要领导几十号人，怕干不了，急得直哭。哭也得干，在干中学!我年纪轻，又没有做过领导工作，只能吃苦在前，处处带头。行军中，我主动帮助身体弱年纪小的同志背枪背行李；过封锁线，我帮助个子小的同志过封锁沟；到宿营地，或者组织队员们帮助男兵分队洗衣服补鞋袜，或者帮助房东挑水、打柴、推磨、扫地。在战士剧社，尽管终日枪炮隆隆，东奔西走，工作非常紧张，生活异常艰苦，但是我们无怨无悔，以苦为乐。

   （注：作为爱国抗日民主人士，1949年伯父任临沂建设委员会主任，同年当选山东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土改前夕，伯父响应党的号召，把家中的土地、房产全部献给国家。1951年国家政务院任命伯父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虽其胞弟即我的父亲邓金坡，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11年，周恩来总理仍点名力邀伯父进京开会接见。

      解放后，伯父来北京我家小住，前往看望谷牧（副总理）、陈毅（元帅）、罗荣恒（大将）当年的老首长，三位领导一看警卫递上的是我伯父邓月楼的名片，马上起身，亲临大门迎接。1980年，谷牧主持首次中央经济特区工作会议，问参与此会的大女儿蔡玲【她当时在国家进出口委和外资委“特区办”（主任江泽民）工作】：“你大姥爷好吗？”）

怀念我参加革命的引领人李淦同志

      今年，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诞辰1l0周年，是他谱写的抗日救亡歌曲引领我投身革命。当今天92岁的我在电视上重又看到和听到由星海谱曲、我们75年前在芦汪子学习班和战士剧社经常颂唱和教唱的“二月里来"、“夜半歌声"、“怒吼吧，黄河!”、“黄河大合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就禁不住老泪横流、热血沸腾，仿佛又回到了“抗战"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屏幕上那一个个糠慨激昂、宣传抗日、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举旗游行的学生、青年，从中我又仿佛看到了我和我的战友们!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学生、八路军一一五师宣传队队长——我参加革命的引领人李淦同志，革命意志坚定，才华横溢，是我党我军不可多得的人才。解放后任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的残酷迫害，江青及其爪牙污蔑李淦反党反毛主席，是“文化特务”，将李淦隔离审查，批判斗争，天天逼迫李淦写检查，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不仅在思想上折磨，而且在肉体上摧残。在这样双重

打击下，李淦同志l966年在囚禁地含愤含怨，自溢身亡，永远离开了我们。2001年秋，我到济南军区李淦同志家拜访，他的夫人王霞兰同志打开他的遗物、翻开他的历史照片，缓缓叙述他的往事，忆夕抚今，不觉感慨万千。老蔡（长风）和我的亲密战友赖可可(浙江省委书记)、高峰夫妇，也在“文革”中遭“四人帮”残酷打击、双双迫害致死。我本人和那时一起参加八路军115师的战友在“文革’’中也遭受打击迫害，几乎无一幸免。解放前，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在战争中牺牲了；解放后，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献出了人最宝贵的生命。因此，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以告慰那些离开我们的革命志士。

冒死过敌封锁线支援皖南新四军

    1941年1月4日，我皖南新四军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领导下，奉命北移。6日，部队行至皖南泾县茂林一带，突然遭到国民党七个师8万余人的重兵包围。就在此时，我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在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参谋长李梓斌、政治部主任刘兴元等同志率领下，奉命由驻地山东临沂郯城南下支援新四军。老蔡（长风）当时是一一五师教导五旅供给部部长。我们宣传队也奉命随教五旅南下支援新四军。我们冒着严寒冰雪，经过几昼夜急行军，来到陇海路。陇海铁路有日本、国民党重兵把守，铁路一侧还挖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大沟保护。深夜我们翻沟时，由八路军一一五师十四团担当掩护。十四团战士站在沟底，我们踩着他们肩膀上，下面人连推带扶，上面人连拉带拽，帮着我们翻沟。正当我们刚翻过沟正在越过铁轨时，突然被守护铁路的鬼子、汉奸发现，炮楼上刺眼的探照灯马上扫了过来，架着的机枪立刻“嘟嘟嘟"向我们扫射。英勇的十四团为掩护我们安全过路，我附近当场就死伤七、八个，宣传队二分队分队长赵福祯等同志也身负重伤，我是四分队分队长，我们架着、背着他们过了铁路。十四团英勇掩护我们过陇海路敌封锁线，已经过去74年了，就像刚发生在昨天，当时的紧张情景特别是翻沟、过铁路我现在想起心还咚咚咚直跳。年轻的八路军十四团战士们，为掩护我们南下支援皖南新四军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虽然至今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黑夜里他们的面貌都未看清，我永远怀念、铭记他们。

17岁成为新四军

      我们穿过陇海铁路，马不停蹄继续急行军，跨越六塘河，来到洪泽湖东面的高良涧、蒋坝。此时，皖南新四军历经8昼夜血战，除l000多人艰难突围外，7000多人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关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20曰，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政委，陈毅同志为代军长，我们也随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奉命回师于六塘河北岸的钱家集待命。l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阜区(今盐城阜宁)重新建立，全军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为对付国民党，根据斗争需要，遵照中央决定，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奉命由八路军序列改编为“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梁兴初，老蔡是独立旅供给部部长)，直属新四军军部指挥，留在当地开展淮海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这样，1941年1月，我1 7岁，又由八路军成了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淮海地区是一块不大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我新四军由此经山东与中央联系的交通要道。独立旅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根据地，保卫交通要道的畅通，开展抗日与反顽斗争。

      1941-43年，抗日战争仍处相持阶段，是八年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敌伪顽三面夹击，严密封锁，物资供应极端困难。l941年1月，由于我们为支援皖南新四军从山东南下初到这里，人地两生，再加上当地社会情况复杂，土匪猖獗，“白狗"横行，军民生活都非常苦。虽时值寒冬腊月，很多战士还只穿单衣，有的军鞋磨烂了，也没得换，只好光脚在冰雪泥潭上走路。我们一一五师“战士剧社”由八路军改编成新四军后，改称“前锋剧社"，每人发一套还没缝好、留着大口子的半成品夹衣过冬。当地没有棉花，我们只好剪羊身上的毛，甩掉泥土和羊屎，用水洗洗晒凉干，再用手把粘成团块的羊毛撕开从夹衣未缝死的大口子中塞进去铺平，像缝棉衣似的再用针线行上，心想这下能暖和了。没想到一拽线，塞在大口子里的羊毛全缠绕在线上，针根本就拽不动，只好能拽一针算一针，将就穿在身上。结果套在夹衣里的羊毛有针线固定的地方就形成一个小疙瘩蛋，未能用针线固定的

碎羊毛就慢慢滚落到袖口、衣边和裤角，形成一个个大疙瘩蛋，整个衣裤大部份都没有羊毛，羊毛全滚到衣服底边搭拉在屁股蛋上和袖口、裤角，整件衣裳依然是里、面两层布，我们就是穿着这样既奇怪又别致的所谓“棉衣"实为夹衣度过了那个极为寒冷的严冬。

根据地老百姓几次救了俺娘俩的命

      抗日战争，山东是主战场之一，鬼子、汉奸经常对我根据地大扫荡，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妄图分割、封锁、蚕食、消灭我根据地，部队经常行军、作战、转移。1943年初，我l9岁，当时新四军独立旅旅长梁兴初的夫人李桂芬同志正怀着二女儿梁滨海并带着3岁的大女儿梁淮海，我则正怀着老大，随部队行动不便，部队党组织通过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系，介绍我俩到苏北、鲁南一带敌占区隐蔽。在部队供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行前，部队发给我俩一人一件新棉袄作为便衣；为保障我俩安全，地方组织安排我俩暂住一个大娘家，大娘的儿子是村党支部书记，大娘待俺俩亲闺女一样。一天，大娘儿子匆匆进屋焦急地对俺俩说：“快跑，鬼子进村了!”我和李桂芬急忙套上便衣，即那身部队特意照顾我俩发的新棉袄，大娘一看急忙说：“你俩都穿这么一身新袄，鬼子汉奸一看就知你俩是新四军，不行，赶快脱下!"，大娘一转身拿出她带补丁的两件破袄帮我俩替换好，又从锅底下抹了几把锅灰胡乱擦在我俩脸上，又找出二块破布给我俩包上头，又从灶里掏出一把草木灰撒在我俩头上，俺俩一下成了又脏又腊塌令人讨厌的丑妇，大娘上下左右打量我们一番表示满意，对李桂芬说，有人问就说“你是俺媳妇”又对我说“你是俺闺女”说完就赶紧拽着我俩向村外山上跑去。由于我们和乡亲们藏在密林深处的山洞里，鬼子进山没搜到人，牵走些猪、羊就下了山。不久，鬼子再次进村，这次时间紧迫已来不及进山，大娘就紧拽着我们朝村口地道跑去。地道口有二米多深，上面盖着高梁杆、稻草。可能大娘考虑到敌人知道有地道，万一被发现灌毒气更危险，于是大娘改变主意，就把我俩分别藏在村口的两个很一般不起眼的玉米垛里。刚藏好，鬼子、汉奸就牵着大狼狗进了村。大狼狗在前面领着，挨家挨户地搜，没搜着人就出村寻找地道口，结果被敌人发现又是喊话又是灌毒气，藏在地道里的人全给呛出来了，统统被赶到村口的一个晒谷场上集合。大狼狗引着，鬼子又挨个用刺刀挑开了场上的几个高梁垛和玉米垛，藏在里面的人也统统被赶到村外的场子上集合。最后大狼狗领着鬼子朝我和李桂芬藏身的方向走来，用刺刀先挑开了路过的几个玉米垛，挑一个，就松绳放狼狗扑上去咬一个，最后一个被挑的玉米垛离我们藏身的玉米垛也就几丈远。刺刀挑，狼狗咬，孩子哭，鬼子叫，我们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淮海吓得都不会哭了，一声不敢吭，我们也吓得能听见自己心脏咚咚跳动的声音，直觉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一辈子没有这么紧张过，现在想起心还咚咚直跳。我们下定决心，无论是死是活，都绝不暴露自己的新四军身份，也绝不说有关部队的一个字。我咬着牙，就等着鬼子挑狼狗咬和鬼子拼命了。没想到，眼看鬼子就快要走到我们躲的高粱垛跟前，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响，鬼子牵着大狼狗一转身走了。可能是晒谷场上的鬼子头开始训话了，也可能是牵狼狗的鬼子人也搜累了，疯也发够了，想歇歇了，也可能大娘把我们藏身的这个玉米垛伪装的特别好，孤零零的暴露在明处，又小又普通，使鬼子误认为不会藏人，总之，鬼子牵着狼狗一转身朝集合的人群走去了。但是我们紧张的心并未平静下来，我们能听见鬼子在人群跟前伊里哇拉地吼，也能听见汉奸的翻译，大意是要老乡们交出藏在村里的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伤病员……我们知道，大娘、大娘儿子，我们的邻居，知道我们身份的人，都从地道里被抓去了，就站在村口晒谷场上，离我们藏身的玉米垛不远。我听到鬼子又松绳放狼狗咬了几个被他们怀疑的老乡，伊里哇啦吼着从人群中拉出一个松绳放狼狗咬一个，但众多乡亲始终没有一个人供出我们，就跟那电影里演得一个样。天黑了，鬼子没搜到人，只好悻悻离去，我和李桂芬同志在智勇双全的大娘和众乡亲们的舍身保护下就这样得救了。

     不久，由于地方党组织考虑到此地危险不宜久留，我和李桂芬同志很快被护送离村，几经辗转，最后转移到山东莒县一个名叫圈子的小村。1943年5月1 5日，就在圈子大娘家里，在大娘的悉心照料下，我平安顺利地产下一个女孩蔡鹤林(后她自己改名蔡玲)。不料，鹤林出生刚7天，因脐带感染得了破伤风，口吐白沫，全身抽搐，当地俗称“七天疯”，部队卫生所所长蒋奋赶来都没办法，是当地一专治“七天疯”的婆子用7根艾灸在孩子头顶点燃熏烧才转危为安。刚出满月，我即随部队行军转移，鹤林被寄养在老百姓家，由于鬼子经常扫荡，又严重缺乏营养，鹤林又得了大肚子病（黑热病）浑身蜡黄，瘦得皮包骨，肋骨一根根，肚子大得像鼓，澄亮透明，奄奄一息，也是靠众百姓你一勺我一口牙缝里扣出的一点小米汤捡回这条小命。

     1943年夏，根据形势与斗争需要，新四军独立旅奉命恢复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五旅番号，转战山东。不久教导五旅和二旅合并组建滨海军区，老蔡是军区后勤部部长，我离开宣传队调军区卫生部（部长黄乎）任司药，重又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那年我20岁。

      1944年，鬼子连续在山东发动大扫荡，我们又转移多处，每处都受到当地群众无微不至的关怀与保护。一次鬼子又扫荡了，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转移途中，我又累又困，马夫老陈朦胧中看到前面明晃晃的一大块平地，以为是晒谷场想过去歇歇，就牵驴走了过去，没想到竟是一汪池塘，我连人带骑的毛驴带怀里抱的吃奶的鹤林一起翻进冰冷的水里，差点没顶，又是众乡亲连忙把我们娘俩救起，连忙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带着热和气为我们换上才没淹死冻死。还一次，转移途中，鹤林发高烧眼看要死，后面鬼子追着，枪声阵阵，炮声隆隆，根本无医无药，也是众乡亲用土法救了孩子小命。……

     不论我在新四军，还是后来又回归八路军，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英勇的可敬可佩的革命老根据地苏北和山东百姓多次救了俺娘俩的命，要不俺娘俩早没了!

      今年是伟大的抗战胜利70周年，情不自禁勾起我对抗日往事的回忆与怀念。正是无数像八路军一一五师十四团这样的英勇无畏的战士，狠狠地打击日军侵略，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也正是千千万万像大娘和圈子村的老百姓这样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筑成抗日的钢铁长城，军民团结，并肩战斗，汇成股股抗日洪流，历经艰苦卓绝的八年全民抗战，若从l93 1年“九．一八”算起应该是十四年，不屈不饶的中国人民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伟大贡献!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永载史册!

            英勇为抗战牺牲的中华儿女，永垂不朽!

（母亲邓宛如口述，蔡玲执笔。四个月后2016年1月4日，慈母去世）

                                   整理并写于2015年8月28日